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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永安,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
  • 2018-09-23 来源: 作者: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高时良
  •   在另一家中型券商从事股权质押业务的黄明(化名)则相对乐观。

        近期,我以100足岁高龄,有幸阅读了原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林洪通同志陆续寄来的书稿《永安抗战文化史话》,每一篇都勾起我刻骨铭心的回忆,回到那难忘的岁月。

        回眸60余年前漫天烽火的日子,我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前后7年多时间,隐蔽战斗在永安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及福建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广泛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和繁荣东南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①

        1937年,我与地下党员陈培光、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林浩藩等从不同大学毕业,一同进入福建省教育厅工作。时值抗日战争爆发。次年,即1938年5月,省政府内迁到当时十分落后的山城永安。教育厅先后组设编审委员会、编辑委员会和研究室。我长期主持编辑研究工作,与从省内外各地撤退到永安的地下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黎烈文、沈炼之、卢茅居、谌震、董秋芳等时相过从,从他们身上吸取营养,提高认识。

        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发端于《老百姓》报,它创刊于1938年6月,即省会一内迁永安就干起来的,基地就设在永安城晏公庙。主编陈培光,初邀集林浩藩、卓克淦和我任编辑,发行人章振乾,具体发行工作由设在永安的中华书局经理季永绥承担。那时永安尚无电灯,我们白天上班办公,晚上在油灯或蜡烛下撰稿,刻腊板、油印,都是自己动手。不久徐君藩、徐君梅、陈启肃、姚勇来、沈嫄璋等都加入进来。编辑队伍逐渐扩大,报刊从油印改为铅字排印,发行量也从数百份扩大到数千份。《老百姓》报旨在宣传抗日救亡,提高人民大众政治和文化水平。由于刊登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战绩,引起国民党永安县党部的注意。到1939年11月孙中山诞辰,《老百姓》发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文章,永安县党部即勒令停刊,宣布解散《老百姓》组织,我们都受到严厉审查,还被强迫集体参加国民党。

        如果说《老百姓》报开了当年永安抗战文化风气之先,继后涌现的抗战文化进步机构及其出版书刊则如雨后春笋。“永安的出版发行事业非常兴旺”,可以用“红火”二字来概括。有改进出版社等大小出版社39所,省政府编译室、教育厅编审委员会等省属编辑研究机关近20个,永安联合新闻社、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等新闻通讯机构4家,新闻学会、教育学会、民众教育馆、戏剧研究会、音乐研究会、学术研究所、诗社等文化学术团体40余个,《老百姓》、《建设导报》、《民主报》等12种报纸,《改进》、《现代青年》、《国际时事研究》等129种期刊以及800多种各类专著,在永安发表文章和出版专著的著名作家、学者先后达100多人,他们中有郭沫若、马寅初、千家驹、巴金、邓初民、艾芜等。②改进出版社和继后设立的东南岀版社起了开天辟地、筑巢引凤的作用,既吸纳著名文化人来永安,也发表了许多名家从外地寄来的著作。永安抗战文化的活动一直坚持到1945年8月抗战取得胜利。

        八年抗战,既是全民抗战,又是全面抗战。全民抗战意味着,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以至不同党派的人士,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携手并肩,同仇敌忾,打击日本侵略者。全面抗战则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史、艺术、教育诸领域。当年的永安城乡就是这样百花齐放似的大面积展开抗日的宣传工作的。

        说政治,首先自是国共合作,正如1937年7月中共中央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所昭示的,“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福建,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许多抗日进步活动也得到比较开明的两位省府主席陈仪、刘建绪以及教育厅长郑贞文等的支持和默许,曾任省府秘书长的程星龄还是进步人士,被蒋介石疑为“异党分子”,后来被软禁。

        说经济,由于政府机关、学校、商店以及沿海居民相继内迁,衣食住行的需要带动了永安、南平、长汀一带地方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建筑业以及水陆交通的发展。以翻译《资本论》著名的王亚南,在永安以省社会科学研究所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他创办经济科学出版社,编辑发行《社会科学》和《研究汇报》学刊,所著《中国经济原论》即在永安出版。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不在永安工作,但他的《如何对敌执行经济反封锁》曾在改进出版社编印的《改进》月刊发表。马寅初也在《改进》发表关于我国统制物价问题。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章振乾在《社会科学》发表关于中国土地问题与租佃制度的论文,还与余志宏等人前往闽西五个县调查红军分田情况,高度肯定了闽西土改的历史意义。

        说军事,首先是八路军、新四军多次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国民党军队中也有顽强抵抗日军进犯的,1938年的山东台儿庄战役歼灭日军1万余人,被认为“坚定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冯玉祥部下宋哲元,在1937年“七七事变”中,所部亦奋起抗敌。军事评论家杨潮(羊枣)的军事论文也引发国内外各方面的重视。

        说文史,改进出版社和东南岀版社出版的黎烈文、聂绀弩、邵荃麟、艾芜、夏衍等的译著,王西彦、章靳以主编的改进出版社期刊之一《现代文艺》,发表了众多文学理论与小说、散文作品。史学方面首先是沈炼之,代表作有《法国革命史讲话》、译著《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等;钱俊瑞、宋云彬等也有史学著作。徐君梅、徐君藩大学毕业后虽从事教育工作,都没有放松文学创作。

        说艺术,1938年6月,教育厅一内迁永安,就设立戏剧人员训练班;到1940年又成立戏剧教育委员会,编辑《剧教》、《福建剧坛》等刊物;以陈启肃、林舒谦为主导的本省戏剧,从街头剧发展到大型话剧,著名作家曹禺的《雷雨》、《日出》搬上舞台,在永安等地演出。音乐,教育厅长郑贞文就创作了一批抗战歌词,由音专校长蔡继琨等谱曲;唐守谦作词、蔡继琨谱曲的以抗日为题材的歌剧在福州演出。在永安上吉山成立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从教师到学生都有一股进步力量,教师中,我只记得缪天瑞、陆华柏,陆华柏且被国民党省党部定为“异党分子”,我曾帮助他脱险,免遭迫害。在永安,以萨一佛为代表,主编《战时木刻画报》,还举办永安劫后画展。
    说教育,我主编的《闽政月刊教育辑》、《福建教育》月刊、《福建教育通讯》等(初名《教育通讯》由我与陈培光、刘荆荫共同主编),都经常刊登抗日教育的文章、中小学各门学科抗日教材或本省教育界抗日活动信息;汪精卫叛国后,《福建教育通讯》还出版声讨汪逆的专号。徐君梅主编的一套《战时国民读物》,对象更扩大到普通民众,深受欢迎。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挑起的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世界战争,有的史书从1937年日本侵华写起,此时德国就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也先后吞并了埃塞俄比亚和阿尔巴尼亚。更多史书从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所谓大战全面爆发写起,次年意大利对英、法宣战。日本炮制的“大东亚共荣圈”,妄图把亚洲、太平洋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1940年9月,德、意、日在柏林签订军事协定。1941年7月,德、意承认汪伪政权。此前,1938年2月,希特勒即承认伪满州国。

        这一大堆历史恶作剧,使我们愈益看清,亚洲战场同欧洲战场不可分割,太平洋形势同大西洋形势不可分割,战时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同军事不可分割,不彻底打垮法西斯德国、意大利,中国抗战也难得胜利,这就引发了永安到全国学术界与舆论界研究国际形势热,从郭沫若、马寅初、胡愈之、王亚南等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到羊枣的《国际时事研究》,到章振乾、卢茅居、刘子崧、谢怀丹、赵家欣的有关作品,到蔡振扬、蔡力行、刘独峰的“国际评论三把笔”,凡此都旨在启迪广大群众闻鸡起舞,同心协力坚持抗战。我撰写的《欧洲风云》、《亚洲风云》、《非洲风云》、《风雨海洋洲》、《第二次大战中的近东与远东》等书,分别由教育厅编辑委员会和改进出版社出版,以及在《现代青年》发表的文章亦本此意。

        永安抗战文化的活力辐射到我国东南地区乃至全国和东南亚一带,是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伟大的抗日战争的一面旗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不是一帆风顺的,除了永安城多次遭日机轰炸,某些时期除受农产物欠收,物资失调,民生凋敝困扰外,国民党阵营中的顽固派还多方干扰、破坏,迫害抗战文化人士,出现了一股令人发指的逆流,如抗战早期的《老百姓》报被勒令停刊,抗战中期的书刊杂志出版前都要送审,受到百般挑剔,还监禁音专等校进步学生,直到后期出现了以迫害进步文化人士杨潮、谌震等为主要对象的“永安大逮捕事件”;东南岀版社社长、改进出版社及省政府编译室编辑人员董秋芳等也被关押。最后是杨潮于1946年1月被虐死于杭州狱中。

        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同当年的桂林、重庆一样,都具有强列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政治倾向: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这从1939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1940年4月《新华日报》社论《文化界努力的方向》和同年同月《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新形势与抗日统一战线的新任务》等文件可得印证。

        永安壮丽的一山一水,从事抗战文化的先驱者的一言一动,其光彩纷呈又铿锵有声,扩展到省内外各个领域,恍若旭日当空,繁星灿烂,凡此尽反映在《永安抗战文化史话》中,至今仍发人深思,令人振奋!

        林洪通同志为完成此书,长期不辞劳瘁,拓宽视野,跋涉山川,深入基层,寻根究源,广搜资料,去粗取精,宜其记叙翔实,论述亦比较全面而深入,其为先前出版的永安抗战文化史料的重要补充,也是我国现代文化史和福建地方文化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之代序。

    附注: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详见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等编《中国东南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9-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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